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足见广州的饮食早就蜚声全国。羊城的诸多美食，“天下所有之食货，粤东几尽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也”，其中颇有些令外人瞠目的食材，蛇肉称得上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食蛇

岭南多蛇。这是因为蛇类属于冷血动物，喜暖畏寒；而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冬暖夏长，气温高，温润多雨，利虫蛇类生长。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南越就说，“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偏偏以普通人的观感而论，蛇类状貌奇特，天生给人一种恐怖与厌恶感。唐代李德裕在《谪岭南道中作》中写，“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石避燕泥”。区区两句就写出了作者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感受。《广东新语》也提到岭南“蛇之类甚众……蛇种类绝多……予不欲言，宁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这种恐惧感反映在汉字上，就是连带着产蛇的地方也跟着倒霉，比如汉代的《说文解字》就明确声称，“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

“闽”的字形演变

但这也并不是说，古人就因此彻底对蛇类敬而远之了。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蛇类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是一个寻常的食物来源。《山海经》里就有食蛇的记载，譬如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又有朱卷之国，食象。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

如果说，《山海经》尚且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话，另一些古籍则确凿无疑地显示，岭南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食用蛇肉。北魏的《水经注校》里说，“（交趾）山多大蛇，名曰蚺蛇，长十丈，围七八尺……山夷始见蛇不动时，以以大竹籖籖蛇头至尾，*而食之以为珍异。”南宋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也提及：“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至于遇蛇必捕不问短长……悉取而燎食之。”同时代的《桂海虞衡志》也留下了土人捕蛇的珍贵记录：“寨兵善捕之数辈满头插花趋赴蛇，蛇喜花，必驻视，渐近竞拊其首，大呼红娘子，蛇头益俛不动。壮士大刀断其首……数十人儿之一村饱其肉。”晚至清代，根据《粤西丛载》的记载，对于当时岭南的“俚民”而言，蛇就是他们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制蛇类食品的本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技能，就像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必须会擀面、做馒头一样。故而他们用“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而不是“裁袍补”来夸耀姑娘的能干。

蚺蛇

此类嗜蛇的情况，大概是与早期岭南地区生产条件落后，民间生活条件艰苦，平时“至难得肉”有关。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边徼荒凉之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肉食匮乏给这位发明了东坡肉的美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闻子由瘦》写道，“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诗末自注云：“澹耳至难得肉”。由此不难想象，食蛇同样应是早期岭南先民弥补蛋白质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

北宋时期的海南岛

另一方面，在进入了文明时代之后，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吃什么的选择，却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文化风俗。例如动物的内脏，在中国“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观念下，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售价很高。可是在西方，动物的内脏是低贱的，其地位与其在中国的地位就刚好相反。大约因为“龙崇拜”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龙的形象则出于大蛇——这从古代服饰文化中也可见端倪：帝王着龙袍，王公大臣则穿蟒服，帝与臣，龙与蟒，仅有大小而无类属的区别——由此食蛇也就成了禁忌话题。西汉武帝时期成书的《淮南子》里总结，“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这就说明在食蛇方面，中原与岭南在很早就分道扬镳了。

殊途同归

至迟到宋代，中原汉人不吃蛇的传统已经为周边民族所知晓。《宋史》就记载了黎桓（越南前黎朝君主）接待宋朝使节时的一次带有挑衅意味的举动，“令数十人扛大蛇长数丈馈于使馆，且曰：‘若能食此，当治之为馔以献焉’”，一个“若”字就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宋使是不会吃的。

耐人寻味的是，秦朝统一岭南后，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这片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岭南开始走向汉化；随着“独尊儒术”政策在汉帝国的普遍推行，岭南又进入进一步儒化的时代；到了明清之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更是论证“粤人”“大抵皆中国种”，是中原移民的后代，与傜、僮等原住民明确区分开来；但岭南食蛇的食俗却并未因为此地的族群替换而消逝，而是顽强地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