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
（徐志摩）
提到徐志摩（1897-1931），我们首先会想到林徽因、陆小曼，想到他的爱情，然后就会想到他那首带有异国清怀、唯美情调和淡淡的感伤色彩的浪漫主义诗歌《再别康桥》，似乎成年后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旧中国的徐志摩是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浪漫小哥。其实，徐志摩并未脱离时代，他始终关注着时代，他那不如意的几段爱情生活其实也是时代的产物。
徐志摩是诗人，我们不妨从他的诗歌中去发现真实的他和他的诗歌面貌。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起于剑桥大学留学时期。1921-1922年，徐志摩在剑桥接触到了带有唯美色彩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流派“湖畔派”的作品，还与剑桥大学教授、唯美派作家狄更生成为忘年交。徐志摩诗歌所呈现出来的带有唯美色彩的浪漫主义特征，与他这两年的剑桥生活有一定关系。
但是，任何作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现实难以容人，作家们才向往理想世界。雨果、普希金、海涅等浪漫主义大师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大师，李白的诗、苏轼的词，甚至神魔小说《西游记》又何尝不是作家在曲折地反映他们所不满意的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呢？徐志摩也不例外。徐志摩诗歌对于爱情和自然风光的带有唯美色彩的浪漫描绘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诗人现实生活的不如意的基础之上的。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能够迅速找到现实主义根基，也与狄更生有关，——狄更生在徐志摩留英结束前向他推介了英国老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诗文。
哈代作品中的思想是悲和勇的有机统一，为此，本文也就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哈代作品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影响，即：哈代的悲与徐志摩诗歌的现实主义基调；哈代的勇与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托马斯·哈代）
一、哈代的悲与徐志摩诗歌的现实主义基调
1923年，徐志摩参与成立“新月社”，正式开始了他的仅仅持续数年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就在这一年，他接受狄更生早前的建议，读了哈代的一些小说和诗歌，后来于1924年1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谈了他对哈代作品的感受，他说，读哈代的作品“仿佛看得见时间的大喙凶狠的张着，人生里难得有刹那的断片的欢娱与安慰与光明，他总是不容情的吞了下去，只留下黑暗似的记忆……刑苦你的心灵……”
哈代的作品有着浓厚的悲观色彩。比如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主人公苔丝是资本主义社会专制和暴力的无辜牺牲品。苔丝的悲剧似乎是神在冥冥之中设定的，苔丝虽然非常坚强，敢于同黑暗势力斗争，但是卑贱的家庭出身使她无法躲避命运对她的一次次迫害，尽管她*死了她的悲惨命运的始作俑者亚雷，但她还是得通过自*的方式制造自己最后的悲剧，因为资本主义法律容不得她的反抗。哈代很喜欢自己创造的苔丝这个艺术形象，他喜欢苔丝的美丽、善良、纯洁和敢于向黑恶势力斗争的勇气，但是他并不能给苔丝安排一个满意的结局，因为作家认为“人的命运是诸神的戏弄，是由一个睡眼朦胧的织网者手指无意识地然而又是熟练的编织出来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外国文学史》第223页）。就是说，现实社会固然不好，但是你无法躲过它，你必须面对它。
哈代作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正视震撼了徐志摩，这使得资产阶级贵族家庭出身并且做着北京大学教授的徐志摩实在不敢用自己的诗写那些卿卿我我的梦话，他无法回避包围着他的现实世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徐志摩的诗歌与哈代一样，反映了一个到处制造悲剧的、黑暗的、无法回避的时代。
徐志摩的诗歌反映了北洋军阀多年混战的罪恶，挖掘了时代悲剧难以避免的根源。诗人写于1926年6月的两首《战歌》就描写了军阀们草菅人命的状况。诗写道：“大帅命令以后打死了尸体/再不往回挪/就在前边挖一个大坑……/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做记从/管他姓贾还姓曾”。死去的士兵埋了也就埋了，可是还有受伤的士兵大帅也叫给埋了，因为这些士兵带回去之后不仅要给他们治伤，还要发抚恤金，只能是负担，诗写道：“嘿，三哥，还有没死的/还开着眼流着泪呢…/听大帅的话没有错/见个儿就给铲/见个儿就给埋/流啥泪，谁跟你啰嗦！”诗人虽然直面了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但是他是绝望的，他看不到军阀混战何日是个头，他以近乎哭泣的语调写道：“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他诅咒军阀混战的这个时代的“人变兽的耻”是连那“西山黄昏的一天紫”都“涂不没”的。
国共合作组织北伐，结束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然而，国民党迅速背叛革命，大肆屠*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代的悲剧继续上演，徐志摩诗歌对此也有鲜明的反映。诗人于1927年9月发表了《俘虏颂》一诗，诗所反映的是南京大屠*的情形，几个在大屠*中的死人堆中侥幸活下来的革命者泅江而去，诗人被他们顽强的求生意志所感染。虽然阶级局限性使诗人不理解他们的追求，以至于他说他们“拼了命也不知为了谁”，但是诗人还是以“俘虏颂”为诗题赞扬他们，并一方面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提着*人的凶器/带着*人的恶计”，一方面痛斥为虎作伥者“为了一个人的荒唐/为了一个人的奖赏”甘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同样的，诗人对现实是悲观的，他看不到祖国的未来，所以他在这首《俘虏颂》的最后写出了“眉眼糊成了玫瑰/口鼻裂成了山水”这样绝望得令人恐怖的诗句。
除去军阀混战、国民党叛变革命这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徐志摩的诗还反映了形形色色的令他悲悯的社会现象。比如写于1923年的《一小幅的穷乐图》描写了几个穷人捡煤渣的悲惨生活。“有小女孩，有中年妇，有老婆婆/一手拿着筐子，一手拿着树条/深深的弯着腰，不咳嗽，不唠叨/也不争闹，只是向灰堆里寻捞”，而灰堆里还有因劳作死去的人，诗的最后以“女孩叫道，我捡了一块鲜肉骨头”两句表现了诗人的同情心和他对未来的绝望情绪，——诗人似乎预感到这些捡煤渣的穷人会成为不久之后的另几块骨头。
当然，徐志摩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爱情和爱情诗。徐志摩看起来是一个“泛爱”的人，每一段爱情都不能持久，他见一个爱一个，一爱上就爱得死去活来，而且还“爱你没商量”，根本不管对方爱不爱自己。《再别康桥》中所描绘的康桥美景其实就是徐志摩心中的未来社会的图景，但是，黑暗的现实却令徐志摩绝望，徐志摩正是因此才希望通过爱情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他希望有一个懂他的完美女人代替那个他认为不会出现的社会图景，这样，他对这个女人的要求就会非常高。而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完美的女人的，所以林徽因晚年就曾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刘东黎所著《北京的红尘旧梦》）。所以，徐志摩的爱情诗几乎都是描写自己的失恋情绪，这是不如他意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在他的爱情心理和爱情生活上的反映。
总之，哈代作品中的悲深刻影响了徐志摩诗歌对现实生活带有悲观绝望情绪的关注，这是其带有唯美色彩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现实基础。
（位于英国多切斯特的哈代故居）
二、哈代的勇与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徐志摩对哈代的关注是持续的，1923-1927年间他翻译了大约二十首哈代诗歌，还发表过有关哈代及其作品的几篇评论文章。随着他对哈代研究的深入，他不仅发现了哈代作品中的悲，还发现了与悲对立着的勇。1927年7月，通过狄更生的穿针引线，徐志摩到英国多塞特拜会他一直景仰的年已八十七岁的哈代。亲耳聆听哈代对他本人作品的总结，徐志摩受益匪浅，回国后他发表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哈代的悲观》等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对哈代认识的升华，特别在他对于哈代作品的悲和勇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一直把哈代当作一个“悲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认为哈代作品中的主人公永远都不能摆脱悲剧命运。通过哈代的面对面解释，徐志摩理解了哈代作品中那掩藏在悲下面的勇。比如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小说的主人公约布赖特通过在都市的多年拼搏成为一个大资本家，而他的家乡爱敦荒原虽然风光优美，但依旧贫穷落后，约布赖特决定还乡投资以改变家乡的面貌。然而，爱敦荒原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懒惰的生活，除非约布赖特直接把钱发给人们，人们才会接受他的好意，人们不愿意到他开办的工厂或农场里劳动，相反还仇视他。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败，约布赖特最后“败光”了全部财产，绝望之际他只得去做传教士以谋生。爱敦荒原的田园牧歌象征着大自然和社会的美好，但那只是作家心中无法触及的梦，而爱敦荒原的落后和人们的麻木、冷酷则象征着大自然和社会的扭曲。小说固然反映了爱敦荒原的扭曲不可改变的现实，但是小说通篇更要表现的却是约布莱特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徐志摩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谈他对于哈代的悲和勇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哈代不是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很抑郁”，“他也不放弃为他的理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徐志摩全集》第八卷第189页）。在徐志摩的眼中，哈代作品中的悲是为勇而设计的，正是因为悲剧的不可避免，主人公的勇才显得更加壮烈，更有感人的力量。徐志摩在哈代1928年逝世后不久还写了一首诗《哈代》，用诗的语言进一步描述自己对于哈代作品中悲和勇的关系的理解：“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是玫瑰也给拆坏……/他争的就一点——/一点灵魂的自由/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认真就得认个透。”诗人不相信哈代放弃了对未来的希翼，因为他知道哈代始终“高擎着理想”以“维护思想的尊严”，“如果前途还有生机/思想先不能随便。”
其实，哈代作品对于悲和勇的关系的这样处理反映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史诗和悲剧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无不在无法避免的悲剧中表现主人公万死不辞、永不服输的斗争精神。
徐志摩理解了哈代作品中的勇之后，他的诗歌中的悲观绝望格调得到了改变，诗人在直面不如意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同时，着力抒发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之情，培育并释放自己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力量，诗歌从而更多的显示出浪漫主义特征。
在社会生活上，不管黑暗会持续多久，尽管悲观之情依旧难以释解，但是徐志摩愿意等待，哪怕等到的未来是另一种黑暗他也不介意。诗人在1930年所写的《残破》中一方面直面“残破”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当窗有一团不亮的光亮/风夹着灰土，在大街上小巷里奔跑”，“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也不饶恕我的肢体”，“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焦枯的落魄的树木/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另一方面描写自己愿意“在深深的深深的夜里坐着”以等待这一切不如意的消失：“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重兴一个残破的天地”。
对于美好的社会，仅仅等待是不够的，徐志摩还要不懈的去追求，他在临死前不久所写的《火车擒住轨》中以热情洋溢的浪漫语调写道：“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死人的坟/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诗中的火车象征着奔向未来的力量，也象征着诗人自己。一个“擒”字写活了全诗，火车紧抓铁轨，一路所驶过的坟、破庙、黑水等都意象象征着令人讨厌的现实社会和不如意的现实生活，这正是诗人一方面直面现实的悲哀，另一方面坚定的奔向未来的精神面貌的形象写照。
徐志摩的爱情诗很多，这些诗歌大多表现了诗人失恋的痛苦，但是其后期的爱情诗却在痛苦的挣扎中拨响了永不停息的追求的弦。比如在1929年所写的《我等候你》一诗中，徐志摩设想了他不能等来爱情的情形：“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教坚实如矿的铁的黑暗/压迫我的思想和呼吸/打死可怜的希翼的嫩芽/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愁苦、羞惭与绝望的惨酷。”但是，悲观归悲观，诗人决不放弃，他写道：“我等候你/我守着户外的昏黄”，“我信我确然是痴/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总之，哈代作品中的勇影响了徐志摩后期的诗歌创作，使他的作品在直面悲的现实的同时，又表现出敢于等待未来和追求未来的勇气，哈代般的勇和悲的结合强化了徐志摩诗歌的感染力，增强了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徐志摩诗中的康桥）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的唯美色彩和感伤的浪漫主义首先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在探索中不断发展的产物，受到过包括“新月派”诗歌理论家闻一多、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内的同时代众多诗家的影响，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现实和诗人所处的不如意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因此其浪漫主义具有扎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其次，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唯美派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直面悲和发扬勇的哈代作品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强化了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徐志摩诗歌的现实生活根基。基于哈代对徐志摩特别重要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做了以上探讨，即：哈代的悲与徐志摩诗歌的现实主义基调——对黑暗的正视；哈代的勇与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对光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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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世纪初曾在教育主管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学校，十余年间一直身居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第一线，个人事迹多年被载入《江苏教育年鉴》。2016年开始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中外文史哲诸领域。世纪初曾有论文获人民日报专题征文一等奖；2019年以来先后有五十余篇论文获得今日头条“青云计划”奖，获头条“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青云实力派创作者”等称号，并被聘为文史类作品评审团成员。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