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独流运河码头（资料图）
家乡要建桥，不给钱也干
南运河穿独流镇而过，位于镇区的河段长约3里。然而，历史上很长时间内，这3里长的运河上没有一座桥，两岸百姓往来出行非常不便。
1938年，当地准备建设一座木桥，这在全镇是一个轰动性的消息。独流镇上能工巧匠云集，擅长造船的、修房盖屋的老师傅大有人在。听说家乡要建桥了，老百姓心里高兴，工匠师傅也有了施展手艺的机会。
镇上的陈继荣师傅是一位木匠，被征调参与修桥时，他刚刚30多岁。虽然修桥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报酬，但陈师傅和另外几位工匠并没有计较，而是带着一帮年轻后生投入了火热的建桥工作。
“嚯，咱家可是要造桥了，再也不用坐摆渡了！”今年74岁的张秀卿是独流镇一位退休干部，也是从事地方志《独流史话》义务编纂工作的热心人，他回忆，陈继荣老师傅健在时，曾这样对他说起能够参与建桥的自豪之情。
不仅没有工钱，工地上连饭也不管。老师傅们没有怨言，他们白天施工，休息时家里人把饭送到工地，吃完饭接着干，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经过几个月的施工，一座漂亮而结实的木桥横亘在运河河面上。
独流木桥用原木做桥墩，木板做桥面，桥孔可以容纳大型漕船通过。同时，在南侧来水方向还设置了两个三角形的“分水箭”，在水流速较大时可以起到卸力和保护桥体的作用，设计非常巧妙。
“老师傅告诉我，咱这个桥没有一颗钉子，都是用的传统榫卯结构，各处都严丝合缝，非常坚固。”张秀卿回忆道。这座桥的建成是独流人的骄傲，体现了独流工匠的工艺水平，“有钉子那还叫手艺吗？”
使用中的独流木桥（资料图）
木桥的落成便利了独流百姓。尤其值得铭记的是，这座木桥经受住了1963年特大洪水的考验，被水冲得“咔咔”作响仍然屹立不倒，成为受困群众转移的“生命桥”。
奈何岁月沧桑，木桥逐渐老去，还一度成了危桥，矗立至今，独流木桥经历了数次加固和修缮。据考证，这座桥是华北地区运河上现存的唯一一座木桥，极为珍贵，已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天津市成立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领导小组，不断加强文物保护，开展大运河沿线文物修缮工作。据了解，目前独流木桥保护方案已经立项，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整修。
修缮中的独流木桥
“小链儿，上船了！”
独流镇因河而兴，在没有桥的大部分岁月里，正如陈继荣老师傅所感慨的，两岸人员的往来，靠着一种原始而充满诗意的交通方式：摆渡。
那时的摆渡，是在河两岸各打一个桩，然后把铁链拴在桩上，船过河时，摆渡倌不用篙和桨，而是坐在船上用手拉着铁链，一点点往对岸移动。河面上有船通行时，就把铁链从桩上解开扔到河里，待船通过后再系上。
今年88岁的沈建章家在镇区北部的北刘村，他的成长岁月一直和摆渡相伴。上小学时，他要先坐摆渡过河，然后顺着河到下游的下圈村去上学。
渡口的摆渡倌是村里的吴大爷，在沈建章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和蔼的老爷子，虽然刚刚50多岁，就已经一大把白胡子。每到刮大风的天气，运河水还会起浪，呼啦啦地拍打着岸边。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吴老爷子天天准时在渡口盯着。
沈建章向记者讲述运河摆渡故事
在当时，摆渡是个半公益性质的营生，一般都不是壮劳力来干，而年纪大一些的村民做摆渡倌，也并不指望挣多少钱。沈建章记得，有陌生人过河的，会给吴大爷扔下几分钱，有本村没带钱的，往往就不收钱了。沈建章因为天天要去上学，父母每个月给吴老爷子几毛钱，算是“包月”。
时间长了，沈建章和老爷爷熟了，见面都会亲切地叫声“大爷”，而吴老爷子也招呼着他的小名：“小链儿，快上船！”摆渡船横渡运河时，沈建章会和小伙伴一起，调皮地帮老大爷一起拽铁链。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对岸，然后背着小书包去上学。
摆渡，可以说是运河人家的一种基本出行方式，甚至在木桥建好后，沈建章所在的北刘村摆渡口仍然存在着。和走木桥相比，坐摆渡可以抄近路，省很多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三里的镇区河面上陆续建起了七八座桥梁，摆渡这一行业才慢慢消失。
……
“要过的赶紧哪，要锁摆渡喽！”70多年过去，吴老爷子的吆喝声，仍然清晰地印在沈建章的脑海里。
从“扛大个儿”到“凫水干活”
沈建章生于1934年，大约20岁出头时，他在运河码头当上了搬运工。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船上卸粮食，或者给苇席装车运走。“我年轻时候啊，是脚行，就是扛大个儿的，哈哈！”沈建章笑容和蔼地对记者说。
沈建章年轻时体格健壮，爱好习武，扛大个儿也可以轻松应对，一干就是十年。他可以每次扛起180斤一袋的粮食，从船上扛到岸上，再爬台阶，卸到粮囤里。有时候还要扛当地出产的苇席，240斤一捆的苇席，他扛起就走。
一出太阳就开始干，中午歇一个多小时，一直干到晚上。等到晚上到回到家吃完饭，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又恢复了体力，接着干。“习惯了就行了，要是第二天累得动不了了，哪行呢？”沈建章表示。
扛大个儿，拉纤子，几乎称得上是运河边上最重的体力劳动了。有数百吨的漕船通过，必须有纤夫拉纤才能行进。“那拉纤的，喊的号子好听着呢！拉起来后，人腰弯得能贴着地面了……”张秀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