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2月3日以前，我和父亲差不多有20年没有认真的谈过一次话了，即便在2年前我结婚当晚，宾客散去，四下无人，我们也只是对坐着沉默了很久。

很多人说“家人是最互相理解的”，但其实，正如拍出《如父如子》的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说的：“正因为是家人才无法理解”，反而更符合现实。

我和父亲的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20年的“冷战”，源于在我2个重要的人生阶段，2次关键的决定，2次难以言说的误解…….

我出身于云南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不过他只是个汽车兵，并没有到前线参战。90年代初他转业到地方，到了州里一个机关单位做普通干部，由于父亲和母亲各有一家子人需要照顾，母亲考虑再三后和我留在老家县里，父亲工作比较忙回家的时候并不多。

我自幼学习成绩不错，1998年初中毕业，中考在全县排名前五，很快就收到了州一中和县一中的入学通知书，就在我为上哪所高中而烦恼时，父亲给我一个“惊喜”，他说已经帮我填写志愿，是昆明的一所中专，因为他从人事局的领导那里打听到，2001年会是州里国家包分配的最后一年，去读3年制的中专刚好能赶上。

沿海、发达地区的朋友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大中专生毕业后国家包干分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是在2000年前后，西南三省的部分落后地区因为大中专生毕业生少，仍然执行着这项政策，成绩好的、家庭条件差的师兄师姐们大多都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去读中专就为了吃这碗国家饭。

对于“名牌大学梦”非常执着的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父亲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回来有个铁饭碗比什么都强。”

面对我的极力抗争，父亲坚持己见，并威胁我如果坚持去念高中，后面的学费和生活家里一分都不会出，让我自己去挣。我们班主任知道情况后劝说我去上高中，但父亲强硬表示这事由不得我，他还说服了母亲来劝说，孤立无援的我，最后含着泪一个人去了昆明上学。

此后的一年，我不给父亲打电话，即便在家，我都拒绝和他眼神接触，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转眼3年过去，正如父亲所料，我确实赶上了大中专生包分配的末班车，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一个乡镇政府工作。工作很苦、很累，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对父亲的怨恨没有那么强烈了。

本以为父子关系走向缓和的时候，生活又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更激烈的一次冲突来了。

2003年，我通过公务员遴选考试，从300比1的岗位激烈竞争中成功考到州里的一个机关单位，完成了同事很眼热的“两级跳”。这一年我还收获了爱情，和一个姑娘相爱了。

但我们的恋情并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因为父亲觉得女方没工作，而且性格和我太像，“注定走不远”，并向介绍了一个战友的闺女，说那个更适合我。我向父亲怒吼：“这辈子你都管着我，上次我从了你，这次绝不会了。”

父亲手颤抖了一下，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颓然坐下。

为了显示决心，冲昏头脑的我迅速和女孩领了证，刻意不办婚礼，不请亲戚好友，仿佛和整个世界唱反调。我至今记得领证那晚，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结婚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出声响，而父亲在旁边小声对她说：“哭什么，劝也没用。”

经过几个月的蜜月期后，日常生活的琐事、经济压力等现实问题全部冲向我们这对闪婚夫妻，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作为“爱巢”，而我的工资在支付租金和生活费之后所剩无几，妻子三天两头换工作，收入也不高。

难以免俗的，我们因为钱、因为性格问题、因为要不要孩子发生了一次次争吵，最后妻子执意和朋友去昆明做生意，这段不被祝福的婚姻只持续了9个月就宣告结束。

比起婚姻的失败，更让当时的我难以接受的是，父亲精准的预言了我的结局，父亲看透了我，而我始终无法摆脱他的束缚，我对他的抗争变得一地鸡毛，这让我羞愧难当。

由于分心个人事务太多，也让我的工作表现平庸，屡受领导批评。单位当时有一个下派挂职2年的任务，在全州最偏远的乡镇，而且*是扶贫工作，同事们都避之不及，我主动去申请接受，一心想着尽快逃离单位、逃离家庭，更重要的是逃离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