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落成的崇光寺，坐落在柏乡县北牡丹小镇花王路，位于汉牡丹园之右，原十里铺粮站之左，其原址在柏乡县城东街。2010年10月25日在新址举行奠基法会，2011年5月10日古佛被请进主殿正位，2013年元旦举行释迦古佛重现五周年和大雄宝殿落成庆典。时至今日崇光寺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一千七百年的古寺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沿着千秋大街进入花王路，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高大的石牌坊，正中额上“崇光寺”三个描金大字系欧阳中石先生所题。牌坊正面书有两幅对联，其一：千秋亭前群贤云集香火盛；神花园右千年古佛佑众生。其二是“北魏名刹荟萃五山利有情证菩提慧传千载，大唐古佛独尊九界弘无上演般若福佑万灵”。落款：辛卯仲夏刘艺书。
石牌坊北是山门，走进山门正面大殿是天王殿。正中悬有“崇光禅寺”的匾额：上款 俗家弟子李惠成供养 住持释万农监制；落款 佛历二五六三年三月十五日 公元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张xx书（不知何时为何“崇光寺”加了一个“禅”字）。门口对联：佛前都是有缘人相亲相近怎不满腹欢喜；世间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抬头，佛历二五六一年六月初二；落款，北京新梦想商学院乐捐。殿内有四大天王像。
天王殿北是放生池、观音菩萨露天雕像，往后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崇光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中端坐着盛唐落成的释迦牟尼石佛造像。该像高3.25米，重约8吨，系华北地区最大的单体石佛，为一级文物，价值连城。大雄宝殿左側是药师殿，右侧是弥陀殿。殿前立有重修崇光寺碑两通：右侧是明代正统年间所立，左侧是2011年所立。为便于了解崇光寺的重修情况，仅将公元2011年夏吉旦立“重修崇光寺碑”，史云征（后渤海村人）撰文，邢俊杰书丹的碑文抄录于下，文曰：
崇光寺原宗圣寺旧址柏乡县城东街之阴古刹，始建魏晋，盛于初唐。明正统丁卯五月十三英宗撤旧立新，敕赐崇光寺名。延及清末，历岁既久，渐以倾圯，巍巍石佛，不知所终。公元二零零八年元旦吉（乙）卯因城市建设，旧地啟工，石佛再现，佛光普照，彩霞熠熠，一时万人空巷争瞻佛容，旧遗盛唐释迦成道至尊，高盈十尺，禅定宝印结跏趺坐，法容脱俗，魂魄大成。旧碑有述：石佛穹然而高，若像微湿津津然如汗，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比年亢旱，邑令吴復祷于石像，果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柏乡皆称佛之灵益。嗟乎，崇光寺幸哉！千年佛欣逢盛世，国泰文昌政和善兴，八方乡民钟情谏言重建古寺，安置佛身，秉众人心愿，置县北十里神花汉牡丹西，宝地四十余亩为禅院新址。县委*王志伟、政府县长冯秋梅高度重视，且心仪力行。万晨法师广募善款重建殿宇，修葺佛身。历经四载工程落定，槐阳福地吉祥之属，复兴之举，众望所归。重建崇光禅寺旨在传承弘扬柏乡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振兴地方经济，造福柏乡万众之民生。 荐此精忱，昭告万众，恭谨乡里，佛法有灵必当福佑一方。正襟作铭，永固纪念。
撰文史云征 书丹邢俊杰 崇光寺常住立 公元二零一一年夏吉旦
崇光寺之所以能够易地重建兴起，与它显赫的历史有关。由于代历久远，历史往事多有丢失，有的误传，今将“崇光寺历史往事”与大家分享。
一、崇光寺石佛显灵是怎么回事
崇光寺明代正统年间重修至今近600年间，大部分时间里坊间盛传着崇光寺石佛显灵的故事。众多信士对佛更是顶礼膜拜，男女老幼多有拜佛治病的风气。其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经查志书和石碑得知：正统十三（1448）年，明翰林太原王英所撰《崇光寺记》、康熙十九（1680）年《柏乡县志》、乾隆三十二（1767）年《柏乡县志》、民国版《柏乡县志》、新版《柏乡县志》、2011年《重修崇光寺碑》，以及有关崇光寺的介绍，都记载着这样的内容：崇光寺“石佛穹然而高，若像微湿津津然如汗，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比年亢旱，邑令吴復祷于石像，果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这样的记载似乎印证了坊间崇光寺石佛非常“灵验”的传说，使人们更加对石佛产生“神秘感”、对石佛更加敬畏。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可知道，这本来就不是秘密的秘密。我们知道：崇光寺石佛由于体质硕大置于室内，石质佛体温度相对气温较低，就会吸收空气的热量。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水珠附于石佛体表“津津然如汗”。空气的高湿度，与大雨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农谚曰：旱蛤蟆叫，水瓮津，你要不信是犟筋；长虫过道水瓮津，您要不信拔艾根。意思就是“蛤蟆叫”、“长虫过道”、“水瓮津”都是下雨的前兆，很快就会下雨。“水瓮津”与“石佛津津然如汗”道理相同。致于“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只不过是王英所闻，亦或是心理疗法特例而已。
再细读各时期的记载和评论，又略有不同：①明翰林王英撰文，在记载此事之前有“又闻”二字，记事后又有“柏人咸称佛之灵异，皆少监之诚所孚也”。故“遂并书之”。②乾隆版《柏乡县志》记事后仅有“遂并书之”四字。③民国版《柏乡县志》在记述此事之后评论曰：“此真谬说也！今寺庙倾颓，石佛露坐，熏天烈日，暴雨激之，左臂已破裂将脱，所谓石佛神灵果安在哉？”④新版《柏乡县志》记事之前有“碑文曰”，记事后有“以记其神异之兆”。⑤2011年《重修崇光寺碑》记述此事之前曰“旧碑有述”，后有“柏乡皆称佛之灵益”。由是观之，记同一件事，记法不同，效果不同啊！
崇光寺为什么能够得以易地重建呢？
崇光寺之所以能够易地恢复重建，并非在于石佛之“灵异”；并非“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并非天旱“祷于石像”即可“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而在于石佛出土赶上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大石佛有价值连城的艺术价值。
关于石佛的艺术价值，文管所的史云征曾在《邢台日报》上撰文做了详细的介绍：石佛青石质，为释迦牟尼成道像，左手执禅定印，右手执触地印，通高3.25米，重约8吨。是我国唐代中期大型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品，体现了我国唐代雕塑艺术的价值取向及艺术成就。其形体丰腴，仪态稳健，面容华贵，情感丰富，眉宇间彰显着生命的活力。这种颇具人性的造像风格，是我国中唐后期佛像雕塑艺术的突出特点和时代特征。这样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古代传统佛教造像艺术史上达到了顶峰，反映出公元7世纪前后佛像雕塑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突出特点。
史云征认定，崇光寺青石佛产生于唐代中期。其理由是唐代之前的多“秀骨清像”，服装“褒衣博带”。魏时手法朴实、简洁、平静、安详具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北齐造像拘谨，缺少动感，挺拔有余，衣纹更显“曹衣出水”之势。唐代作品愈见严谨、洗练，体态丰腴，极富世俗人性。北京服装学院邱忠鸣教授是我国研究佛教造像艺术的专家，她专程来柏乡考察，认同柏乡崇光寺青石大佛产生于唐代的观点。认为柏乡青石大佛价值罕见，堪称国宝。一是它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特别是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它融佛教、艺术、东方文化于一体，体现了佛教的尊严、艺术的浪漫和东方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二是它体形高大，高3.25米，重约8吨，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尊单体石像。三是它制作精美，它通体用一块石料制作，上下比例均衡，造型大方、精细，让观者有一气呵成之感。
正是由于崇光寺石佛的艺术价值连城，才有了今天的易地重建。柏乡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保护国宝大佛”，“促进旅游业”才完成重建工作。故有诗曰：喜逢盛世佛现身，艺术价值惊煞人。县委政府做决定，易地保护迁城北。
二、英宗敕赐崇光寺名的来龙去脉
说到明代柏乡宗圣寺重修一事，几百年来最能引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明英宗敕赐崇光寺名之事。那么英宗为什么要给宗圣寺重赐新名呢？据《崇光寺记》“正统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司礼监少监孔哲言：柏乡有寺曰宗圣寺，创自古昔，历岁既久，渐以倾圮。寺僧欲改作而力所不至。孔哲几经会计，所需资金数额巨大。孔哲遂自己出自资重修。经过众人共同努力，寺庙焕然一新。谨再拜稽首，请额以易旧名赐新名。英宗皇帝赐额曰：崇光寺。”
说到英宗皇帝赐名内情，首先要了解孔哲其人。孔哲是柏乡人，明代正统年间跟随英宗在皇宫为司礼监少监。明代宫廷设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四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十二监（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神宫，尚膳，尚宝，印绶，直殿，尚衣，都知）。十二监的太监都是宦官，赐有品级，一般为四品官。十二监中的司礼监和御马监一文一武，是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而直殿监和都知监，只管理清洁卫生，没有什么权利。孔哲所在的司礼监是专门掌管内外章奏的，经常接触皇帝，就如今天的“秘书班子”。司礼监所设的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皇帝口述命令，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掌印太监掌管皇帝的玉玺；随堂太监如皇帝的贴身秘书。因此司礼监地位非常重要。
明代宦官的等级很多，刚进宫时只能当典薄、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升为监丞，再往上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孔哲虽为少监，也有品级，为五品官，享受俸禄，在司礼监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虽然品级不高，但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接触翰林院的文人机会也多。因此孔哲自己出资重修崇光寺之后，有机会拜请英宗皇帝易旧名赐新；并请翰林王英撰写了《崇光寺记》碑文。
其二，要了解重修寺庙的时代背景。明朝为进一步稳定本朝的统治，大力发展儒、道、佛各教。据《河北通史》记载：燕赵地区庙会，就是在道教和佛教竞相宣传、竞争中加入贸易内容而形成的。佛教在与道教、儒教的竞争中得到发展。柏乡县信奉佛教的信士大增。《赵州志·杂考》记载：燕赵之俗，崇尚浮屠，庵观寺院，星罗棋布，虽穷乡邑香火不绝。由此可知佛教在本地的发展状况。更别说有着皇帝赐名招牌的崇光寺了。
孔哲重修寺庙请英宗皇帝赐名后，崇光寺名声大震。据《崇光寺碑》碑阴记载：在崇光寺重修期间，柏乡各村信士向崇光寺施捨香灯田地就达到360多亩及骡马等牲畜，施舍者计有上耕村（今六个上京村）信士孙玑同妻田氏、孙产礼同妻韩氏、孙矩、胡清30亩；孙彦智同妻张氏20亩，孙冕同弟孙海20亩（注：今孫上京人），王礼同弟王让15亩（注：今王上京人），赵允同弟赵谅15亩（注：今赵上京人），孟贵同妻张氏5亩。白露（楼）村信士石山同弟石泉、石玉喜20亩，白贵同弟白友、白全喜10亩，贾贵同弟贾伯、张喜12亩。龙华村信士杨春、杨贵、杨诚共20亩，王克中同妻赵氏20亩，王智同弟王宽、王亮、王勉20亩。内步信士张振同叔张全、弟刘兴共20亩，郭振同妻10亩，郭某同弟10亩，郭兴同弟10亩。马村信士张某10亩，蘭聚10亩。北阳杨贵10亩，南阳杨玘10亩，白阳村王某、王斌、王福全9亩，北鲁村王明、王清、王洁、王济女妙凤、王某妻捨骡马 X 匹。古城社石人、石攻、石顺发 X 亩，石明、石林、石某X 亩，赵俊13亩，赵祥15亩，李庆8亩，高某8亩。可见涉及面之广。当孔哲得知英宗皇帝赐名后，难怪“舞抃欣怿”（高兴的拍着巴掌又蹦又跳的意思）祗（zhi敬）谢圣恩，并祝皇帝万万岁，江山永固。少不了要举行一个仪式大大庆祝一番。
三、崇光寺石佛成像之谜
崇光寺石佛2008年再现后，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尊单体石佛像，价值连城，成像时间为唐朝中期。那么准确时间在什么时候，又是谁人出资主持修建的，修建过程是怎样的呢？
1、从崇光寺青石大佛的造像特征看，是在唐开元时期。
崇光寺石佛结跏趺坐菩萨像，左手执禅定印（指左手横放在左脚上，表禅定之意），右手执触地印（指右手直伸下垂，意思是能降伏诸魔），法相安详，顶部螺髻366个，双耳垂轮，慈眉祥和而秀长，善目低垂而深遂，隆鼻如峰，面额圆润而丰满。其身及四肢，尤其手之做工无处不细腻逼真，工艺美轮美奂，体态丰腴，身缠轻妙之衣，右臂佩戴臂钏，一般来讲这种佛像多为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像。
还有一个细节，崇光寺石佛的右臂上佩戴着臂钏。臂钏是一种套在上臂的环形饰物，佩戴臂钏的多为菩萨（女相）。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相为什么是以菩萨相出现呢？邢台文化学者、原曾任柏乡县法院院长的苗庭宽先生认为：这和密宗佛教有关，崇光寺的石佛是密宗佛教的大日如来佛。密宗传入唐朝的时间是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公元716年至720年，也就是说，柏乡的青石大日如来佛造像的时间，在公元720年前后。
2、据宣务山摩崖石刻和柏乡开元石刻推断，崇光寺石佛成像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
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介绍》：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任邢州刺史时，主持开凿了著名的宣务山三窟，即千佛堂、心经石室和同声谷石室。共造像1380余龕，3500余尊，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菩萨。此后，历五代、宋、金、元，虽多有修造，但规模影响均不及唐代之盛。换句话说，唐代是尧山石窟的鼎盛时期。《十三州志》記載：宣务山摩崖造像众多，造型优美。在千佛殿东为心经石室，此为南向室，高1.97米，东西长1.86米，宽1.49米。石室正中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系唐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柏乡县比丘妙竟造。《柏乡县志》有两条唐朝开元石刻的记载，一是柏乡城西赵村“玉台寺石塔”，塔上尚存二十余字，明确刻有开元年间建字样。二是“唐朝开元石幢”，此石幢系开元二十五年建，作八棱形，周围皆刻陀罗被经。旧在柏乡县城东街崇光寺书法最精最古。
根据以上记载，修建时间均在开元朝，并且宣务山三窟之一的心经室的落款时间很具体，为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署名柏乡县比丘妙竟。以此可以断定崇光寺石佛的成像时间就在开元二十五年，这个时间点与苗庭宽先生根据佛像特征推断的公元720年左右相吻合。
3、宗圣寺石佛的建造者是“柏乡县比丘妙竟”。
比丘妙竟开凿宣务山三窟之一的心经室，石室中雕刻的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这个佛是称为本师佛的释迦牟尼佛，二弟子是释叶尊者和阿难尊者，就是大雄宝殿在释迦牟尼像两旁的两位比丘，老年者为释叶尊者，中年者为阿难尊者。释叶也叫迦叶，释迦牟尼升天后，迦叶尊者继续统领徒众，后世称其为初祖。中年者为阿难尊者，是迦叶尊者的法定接班人。二菩萨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右胁持，文殊菩萨千手千钵，为密宗的菩薩。宗圣寺石佛造像特点与宣务山心经室所反映的内容、密宗特征完全吻合，时间都在开元二十五年。心经室建造者为柏乡县人，宗圣寺又在柏乡县境內，而且二者均为浩大的工程，故此判断二者的建造者当为同一人，即柏乡县宗圣寺石佛为比丘妙竟所建。柏乡宗圣寺重建和石佛造像的建造，肯定会有石刻碑记，以告知后人。但在唐武灭佛时和在漫长的岁月中，石佛和它们的文字记载，一同遭到了不同程度毁坏和弃埋。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柏乡宗圣寺将会有更多的文物出土问世，历史留下的诸多谜团也会不断破解，来验证以上的判断正确与否。
4、崇光寺大石佛成像的经过。
首先，唐开元朝是柏乡县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之一，有两件事可证。一是时任柏乡县令的王佐带领民众开挖了千金渠、万金偃。其作用“以疏积潦”，并主要用于“灌溉农田”（据《河北简史》）。几经疏浚直到1958年，都发挥着效益，成为柏乡县开发最早、民众受益最大、受益时间最长的人工水利工程。二是明代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记述了一个发生在柏乡的真实故事。内容为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长安落魄士人房德，经李勉相救免死，后来做了柏乡县县令。李勉丢官后听说故知颜杲卿新任常山太守，寻故知路过柏乡偶遇房德之后发生的事，意在教育人们做人要有良心，不要为财不规，这个故事在全国都有着长期影响。柏乡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佛教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崇光寺石佛的石料非常細膩，与北魏、隋、唐时期的碑刻、佛像同质。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时今河北中南部的碑刻、佛像大都来自于今隆尧县的干言山。开元朝干言山的石材采挖正处于高潮期，其后不久石源渐渐枯竭，繁荣不再。正是在干言山石材开采的高潮期，才有开采到了十几吨的大块石材。采集到大石材后怎么运输呢？柏乡城距离干言山虽然仅有30华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是要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成本的。据说确定石材后，首先选择路经，待到寒冬泼水成冰后，大块石材栓上大绳，在冰上借助简单的“滚杠”使用人畜力拖动，每天只能移动几十丈，所幸柏乡有着信奉佛教的雄厚的人力资源。石材运到柏乡崇光寺预定位置后，请来雕刻艺人就地加工、正位，而后建设大殿完成宗圣寺的重建工作。
另外，对于柏乡这批造像应当是在唐武宗会昌时期被彻底破坏的，经过这次最惨烈、最彻底毁灭后随即埋藏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一是2008年崇光寺遗址考古发掘发现，有数躯唐代之前的造像断裂处有钻孔修补接痕，应该是周武法难祸及这批造像后，僧侣们曾将上述残像经修补再继续使用所留下的时代痕迹。崇光寺石像确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并没有明代之前大石佛被毁的直接证据。大石佛的面部没有人为刻意损毁的痕迹，对于石佛“左臂已破裂将脱”，据民国版《柏乡县志》的记述是因“熏天烈日，暴雨激之”的结果。据柏乡县最早的摄像师李震风后人介绍，解放前李震风曾拍照有石佛的照片，整体是完整的。又据长者回忆，石佛头部损毁和头部从整体断离的原因，是廿世纪五十年代建设工厂时挖坑掩埋大石佛时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