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唐武灭佛时，在唐王朝疆域内，对毁佛令的执行，有的地方也是打了折扣甚至加以抵触的。“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四节度，原来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仅在此记之。

四、宗圣寺始建时间之谜

关于宗圣寺的建寺时间，明代正统十三年《重修崇光寺记》碑载：柏乡有寺曰宗圣寺，创自古昔。为什么叫宗圣寺一直没有说法，只有初建时间大概在北魏，或者如2011年立“重修崇光寺碑”所说始建魏晋。再具体的情况，为何取名宗圣，何时、何人所修？均沒有准确答案。经查阅资料，今将有关情况与大家分享

1、为什么叫宗圣寺？

柏乡的宗圣寺建寺之初就是一家佛教寺院，宗圣寺的“宗”字应当是“效法”的意思，因供奉佛教之圣人、佛教的精神领袖、佛教的始祖，故名宗圣寺。按照“宗圣”二字的理解，宗圣寺应当是本地区建寺较早的寺院之一，含有号召、普及佛教，竖起一个学习的标杆意义。柏乡的宗圣寺建立之后，在高邑（今固城店）建了“通圣寺”，在龙华又建了“圣德寺”两个带“圣”字的寺院，或許显露出建寺的初衷。

佛教有西方三圣和东方三圣之说，东方三圣是指药师佛，全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还有他的两个弟子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时与中国文化的日月崇拜相结合而形成，喻意日月生于东方，以其光明遍照众生。东方三圣之说形成较晚，结合河北韩翠村崇光寺隋代佛像看，柏乡的宗圣寺供奉的圣不会是东方三圣。结合柏乡现存的大石佛、地藏菩萨本愿经经幢（似隋唐物，疑即彦琮之遗），以及唐开元比丘妙竟敬在宣务山开凿的心经石室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看，魏晋时期柏乡宗圣寺所供奉的圣也不会是单纯的今天所说的西方三圣。

宗圣寺始建时供奉的圣应当是佛师释迦牟尼，但是就佛像的外在造型来说，与韩翠村崇光寺隋代石佛像、与唐代“一佛二弟子”佛像，以及今柏乡新建崇光寺佛像来说肯定有所不同。因佛教初传是与儒、道教相融合传播的，当然佛像也会有着儒家、道家的因素。今柏乡新建的崇光寺大雄宝殿，中间的唐代单体大石佛像，就是释迦牟尼。两边两个比丘，右边老者是释叶尊者，释叶也叫迦叶，释迦牟尼升天后，迦叶尊者继续统领徒众，后世称其为初祖。左边中年是阿难尊者， 为迦叶尊者的法定接班人。

2、为何选址柏林关？

柏乡县建县前今县址叫柏林关，柏林关与柏乡、柏人好似是从生关系，也就是说柏林关比柏乡、柏人要晚一些。古代时柏乡一带35米等高线以上部分适合柏树生长，多柏树。自商代到南北朝时期，南自朝歌北通蓟州的大道一直通过柏人、柏林关和鄗地。因此柏林关交通便利，往来行人很多。再者，由于东西方向泜水流经，这里就成为太行山以东南北交通要道的一个“关口”，这就是柏林关名的来历。

《邢台通史》认为：中国崇尚佛教的源头，皆来自襄国。也就是邢台乃至柏乡是佛教在民间传布最早的地区，开始寺院的选址一定要在交通发达、人员来往众多的地方，柏林关正符合传教者要求。再者，宗圣寺的位置正好前有泜河（北齐路众墓志铭书“底河”），后有凤凰山（人工堆成），坐落于“柏林”之中。当时是非常适合建立寺院的。

3、宗圣寺初建时间约在公元320年左右，也就是石勒建立后赵国初期。理由：

一是根据2008年考古发掘出一躯刻有北魏正平二年的佛像来看，宗圣寺的初建时间不能是正平二年（公元452年），只能是在此之前。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2月2日下诏灭佛，历时六年，到452年初被*，全国寺院无一幸免于难。但是由于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进谏，虽然未被采纳，废佛的诏书却因此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灭佛运动告停，因此宗圣寺出土刻有正平二年铭文的佛像应当是恢复宗圣寺所雕刻。很难设想在灭佛期间，有人敢刻石造佛像。由于2008年崇光寺遗址没有出土正平二年以前的佛像，就认为正平二年是宗圣寺初建时间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北魏建国之初是倡导道教的，从道武帝庙号中的“道”就能反映出来（本身是道教徒），到公元440—450年魏太武帝的年号也是“太平真君”。道教的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因此，存在宗圣寺佛像逃过灭佛毁坏的可能。发掘中没有发现灭佛前刻有铭号的佛像，也有可能是没有被发现。

二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但直到西晋，佛教仅限于在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等上层社会有所扩散，并未在民间引起影响。据《邢台通史》记载，佛教较大规模流传中国于后赵时期，其传播者佛图澄堪称使佛教文化在中国发扬光大之第一高僧。佛图澄，本姓帛，天竺僧人，自幼出家后即“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他首次来华时，“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辩疑滞，皆阐若符契，无能屈者”。西晋士族所崇尚的玄学，与佛图澄的般若学在某些方面取得共鸣。此后，佛图澄“再到属宾，受诲名师”。他于永嘉四年（310年）再度来中国传教，正遇到“八王之乱”使其在洛阳立寺之志不果。他来到今邢台、柏乡一带看到当时的石勒“专以*戳”，就以佛教感化他，并凭借一些小小的道术和手法而赢得石勒的信任，才有石勒即位（319年）后，佛图澄利用石勒的权势传播佛教的便利。历史记载：佛图澄以襄国为活动中心，在后赵弘扬佛教二十余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超过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规模空前”。柏乡距离邢台不足百里，后赵以襄国（邢台）为中心所建的这八百九十三所佛寺，宗圣寺必在其中，并且属于较早建立的寺院，故应在公元320年左右。

三是魏道武帝灭佛以前（446年以前），襄国、赵郡一带曾出名僧，比如佛图澄的大徒弟赵郡法果。他出生于335年左右，自幼削发为僧；60岁（皇始中396—397年）时，他在赵郡“传道”，讲授佛教理论知识，名声大震。魏道武帝拓跋珪听说后，以很高的礼节下诏书把他征召到京城，委以重任为“道人统”（统摄僧人的官）。70多岁（永兴年中409—413年）曾先后被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达到候、公之列，可谓红极一时，80多岁（泰常年中416—423年）死后，还被赠为“赵胡灵公”、“老寿将军”等。《邢台通史》认为：“中国崇尚佛教的源头，皆来自襄国”，赵郡法果能成为北魏首任“道人统”，如果没有早期佛教的发展怎么能成为名僧呢！

四是柏乡的民间传说，也可佐证崇光寺建寺与石勒有关，应在后赵时期。柏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奴隶石勒聚众议反被逐，遂在太行山麓招柏乡内步村古槐树兵买马聚众起首。一日行至鄗地泲水河畔休整，适逢一白须老道悠然而至。观勒面相，摇头不语。勒问其故，道口中轻吐“戒*”二字，并留谶言“关外六里木鬼立，走小月生二十年”飘然而逝。众人不解其意。一老者示曰：木鬼为“槐”，此地距柏林关正好六里，乃在此栽槐之意。石勒遂栽槐树一株，以明起首事成之志。这就是“石勒栽槐明志”的故事。石勒当了皇帝，想起老道“谶言”視柏林关为发祥之地。栽槐之地后成为石勒建立赵国的“内务府”，后演变为今“内步村”。时至今日内步村仍有古槐一株，传说为石勒栽槐的第三茬槐树。以上传说虽无实据可考，或许为后人编造。但故事长期流传于柏乡一带确是实事。《柏乡县地名志》、《柏乡县志》关于内步村村名的来历记：相传战国时代，此处是燕、赵两国相争之地，赵国的内务府曾设于此，因而得名‘内部’，后演变为‘内步’。这个传说与上面略有不同，比后赵要早的多。但是，后赵的内务府与战国时赵国的内务府相比似乎更合理些。

另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柏乡有眭氏家族，多出文人，世居眭村（今营儿村）。眭夸，又名昶，与参与魏武帝灭佛的崔浩是同时期人，史记赵郡高邑人。父亲名邃，字怀道，是慕容宝的中书令。他的祖父眭迈，是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军队中的参谋副官，后投奔石勒当了徐州刺史。由此可知当时高邑（治今固城店）的眭氏家族与后赵政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柏乡一带的望族，还有居住在侍中村、李村、大李村、小里村的李氏；路博德、路温舒之后的路氏家族；鲁穆公后裔的鲁氏家族等等，应当都是佛教传播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文成帝的兴安元年（公元453年）后，宗圣寺很快就完成了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