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清手稿（二）

汪先生精于考证，这源于他系统读书、读画，并不厌其烦地抄录善本，辑录与归类各种材料。他对艺术家的周边关系极为熟悉，即使是一些名头很小的人物，他也有相当的了解。这些材料看似竹头木屑，但积累得多了，就能看出其中的关联，并作出更大的推断。他的专著《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以下简称《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书画家的生卒、行迹、交游、作品研究为重心，兼及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虽没有宏大的框架和高深的理论，但所展现出的积学工夫令人敬佩。他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明清艺术史上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廓清了不少张冠李戴的错误，一些历来被认为无从稽考的人物、事件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工作费时费力，不少人视若畏途。不仅如此，人们甚或以其琐碎零散而轻视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乾嘉学术，就不难看出，对古代名物制度不厌其烦的细致考证，正是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看似琐碎的精致考证，为更为宏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者集体呈现的考证成果，后来学者莫不得其沾溉，其价值不容置疑。如果我们将汪先生的研究放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起步不久、尚显粗疏这一学科背景中去评价，其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可以説，汪世清先生将乾嘉考证学的方法拓展到先贤不甚留意的艺术史领域，从而为后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扩大艺术史资料的范围，系统搜集以诗文集为中心的各种材料，经过细读、勾连与考证，往往能够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突破。

汪世清在美国做学术报告

汪先生的研究以讨论书画家生卒生平问题的为多，辅之以家世、行迹与交游研究。如1960年代以来，南昌青云谱道院创立者朱道朗即是八大山人的观点曾一度甚是流行。八大山人究竟是不是朱道朗，汪先生有三篇论文讨论这一问题，在考察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后的行踪之后，他发现这一说法与八大山人的生平事实不符。在顺治癸巳（1653）至康熙辛酉（1681）近30年间，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始终分居两地，且相距百里以上，所以朱道朗不可能是八大山人。再如《董其昌的交游》一文，详考董氏与五个类别99位友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些友人，从出生于1509年的陆树声到出生于1609年的吴伟业，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一位艺术家人脉网络最为细致的研究范例。交游与艺术家眼界、趣味之养成关系十分密切，在董其昌和歙县收藏家吴廷交游的个案研究中，汪先生指出吴廷收藏的法书名画不仅供董观赏，还比较长时期地置于董其昌身边供他临摹。那么，余清斋的收藏品与董其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就颇值得关注了。

八大山人画像——《个山小像》

当然，汪先生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艺术家生卒年与生平的考证。生卒年考证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却能引发艺术史研究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比如生卒年疑问中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解决风格、真伪等问题的切入点。在清初安徽画家孙逸的研究中，论者常将《歙山二十四图》作为其作品进行风格阐释，因为在张庚《国朝画征录》“孙逸”条下，明确记载著：“歙令靳某所雕《歙山二十四图》，是其笔也。”靳治荆修康熙《歙县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越二年刊刻行世。汪先生通过考证孙逸的卒年，发现其时孙逸已去世三十多年。《歙山二十四图》的作者其实是另一位歙县画家吴逸。根据《歙山二十四图》来分析孙逸的艺术风格，不免离题万里。再如八大山人有两幅《三友图》传世，作品画面不同，题识的位置也不同，但所题内容除署年外完全相同。其中一幅署年“己巳”（1689），另一幅署年“丁丑”（1697）。画是送给一位沈先生的，八大山人在题识中记沈自言“麟今年六十有八”，可知此人为沈麟。根据两幅作品的不同署年推其生年有二，即天启二年壬戌（1622）和崇祯三年庚午（1630），故必有一伪。汪先生根据沉麟友人王原《东皋尚齿会记》的记载，考其生1622，卒1692。则署年“己巳”的画作正好相合，而署年“丁丑”，沈麟已去世五年。

1987年2月在张充和家中 前排：汪世清、傅汉思 后排：白谦慎、张充和、沈家英

汪先生自言其从事生卒考证受到汪宗衍先生的影响，汪宗衍先生著《疑年偶录》，曾与陈援庵先生就疑年问题论学。疑年学的魅力在于，人只有一生一死，生卒时间只能有一、不可有二，对它的考证最能体现科学精神。汪世清先生的这些考证论文，单独一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数十篇聚于一书，且每篇都有坐实的结论，相信读者会为之敛衽。汪宗衍尝评价陈援庵《释氏疑年录》“考证精严，组织缜密，辞约而意赅”，而这正是汪世清先生所期望达到的境界。

考证离不开资料，在过去的美术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较为关心画史画论著作，而很少留意艺术家同时人的诗文集。汪先生《查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诗文集，其资料开掘工作具有文献学意义与示范价值。就艺术家传记而言，他并不十分信赖那些晚出的画史载籍，因时代相隔，其中存在许多不实之处。而诗文集中常会有同时友人为他们所作传记，而且不止一篇。有些诗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经见，但汪先生百般搜求，披沙拣金，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程邃生卒年，通常的説法是生1605，卒1691，年87。但这明显与程邃同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卒年八十六”的説法不合。汪先生从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费冕《费燕峰先生年谱》、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则材料，确定程邃生于1607，卒于1692。又如，在考证石涛好友“岱瞻”时，汪先生首先根据一件石涛为岱瞻画扇作品中“江氏子孙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江姓。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牍跋》，又知其爲“新安”人。再据江登云《橙阳散志》，知“江世栋，字右李，号岱瞻”。从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江右李表母舅楷书册子后》，考得江世栋为歙县江村人，以书法名于江淮间。“岱瞻”这样一个后世无闻的名字，汪先生却通过文集考证出他的生平。虽说小人物的生平似乎无关宏旨，但石涛有四封写给他的书信，若没有对其生平的考证，这些书信很难在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更有意义的是，汪先生考出了若干像岱瞻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在讨论石涛行迹时，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汪先生博观清初别集，许多别集中的史料都是由他首次使用的，这些材料我们不熟悉，也往往忽略。汪先生的搜集工作常常围绕艺术家交游圈展开，如程邃《萧然吟》卷首《良友赠言》，收程氏50岁以前知交37人的赠答诗五十首，见于诗题的人名又有一百七十多个，这无疑是程邃前半生社交活动的记录。根据《萧然吟》所及人物，再去搜集文集，定然会有不少相关资料，汪先生《程邃年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

清人选集也被汪先生视为美术史资料之渊薮。今人选今诗，在清初的百余年中蔚为风气，仅面向全国的选集，就有数十种之多，如《诗观三集》《国朝诗的》《扶轮广集》《岁华纪胜二集》《国朝诗正》《名家诗永》《宛雅三编》《诗最》《国朝诗乘》等。这些选集中常收有作家集外诗，一些未有诗集传世的诗人作品更是赖此以存鸿爪。在为谢正光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彙考》所作序言中，汪先生深有感触：“我很喜欢翻阅诗选集，特别是清初诗选集。因为从那里，我常常找到我所期望找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这往往又是别处所找不到的。”汪先生的考证确实从选集获益殊多。如在倪匡世《诗最》中姚有纶《祝汤老师七旬寿》，题下注“师字岩夫，乙丑九月初八日诞辰”，据此可确知汤燕生（字岩夫）的生年。在刘然《国朝诗乘初集》中又有沉思纶《哭汤岩夫师》，刘然评语云：“岩夫为余老友，壬申殁。”汤岩夫的卒年又有了下落。倘若汪先生没有从选集中发掘出这两条资料，汤燕生的生卒也许至今还是悬案。